“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去哪了？”
哥哥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耷拉着脑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他不愿说话，我嫂子也不说，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嘴里只是吐出了短短几个字，却令我震惊不已。
“我得艾滋病了。”
我一脸震惊地望着他，愣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三个人大概沉默了有一分钟之久。
“什么时候的事？”
哥哥坐在阴影里，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最开始是去成都打工，也就是零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做架电线工，风险高，但收入还不错，有次两个工友邀请他一起扎一针，因为他们两个付不起一针的钱，想再找人一起“拼一下”。
也就是说，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针头。
没到两天他就被抓了，他已经成年，所以可以不用通知监护人，只需要留个吸毒史，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了。
罚款高达几千元，他和他的工友交罚款的钱是找一个叫布约的人借的，也就是卖给他们一针海洛因的人。
你这不就是中了连环套吗？不是邀请你的工友点你，就是卖你东西的人点你。我对他说。
被放出来后，布约说可以给他安排个赚钱的活，但那其实就是打黑工。
他在那里被困了很久很久，身上的东西都被没收，24小时都有人看着他们，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几个月，他和同屋的人也计划过几次出逃，但都失败了，最后是那块地方被迫拆迁，他们要跟着搬走，他和一个同屋的朋友计划趁乱翻墙。
成功是有代价的。我哥在从墙上翻下来的时候摔到了腿，当时他也顾不上疼，一瘸一拐地跟着朋友跑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
他找路人要了几块钱，跑到公共电话亭边想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在一次又一次的忙音中他丧失了联络的希望和勇气，亲情断线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唯一能抚平烦恼的良药。
那时候他因为腿疼蜷缩在墙角，打算就这样将就一夜。
有一个男人朝他鬼鬼祟祟地走过来，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一番攀谈后，他得知那男人名叫毕拉，跟自己是同乡，他可以帮他减轻痛苦，并且答应让他先去自己的住处对付几天。
这下他的腿一点都不疼了，让他误以为自己成了被海洛因眷属的孩子。
毕拉说去帮他和他朋友买瓶水，去去就回。
他们在当晚免于流落街头，因为被警察押上了警车。
信任是一种价值连城的奢饰品。
那人百分百故意的，我们习惯把这种事件叫“两鬼拍门”，也有人叫“朝飞晚进”。
毕拉这个人我印象中在大院那里见过两次，根据我哥的描述，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不是重名。
这个名字让我再次证明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只要我当初在成都肯花心思找他，就一定能找得到。
毒贩总是有千万种办法让你倒霉，这我太清楚不过了。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跟你有多大仇，仅仅是因为他着急用钱。
比如在你挖包找东西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敲诈勒索、在埋包的地方给你放一包跳跳糖，甚至干脆什么都不给，所以避免被他们利用的最好办法，大概率就是成为他。
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就要进强制戒毒所了，一般是三个月到两年不等，在这之前要先做个抽血的检查，可我哥只是幸运地被拘留了几天，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恍然大悟了，那警察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你有艾滋病。
警察就是这样，他们通常不会拘留艾滋患者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像戒毒所这种地方并不具备相应的医疗设备和服务，所以一旦你被检测出是病患或感染者，你连被强制关起来戒毒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哥并没觉得如临大敌，只是不懂警察为何如此慷慨。
被放出来后，他站在电话亭前手握着听筒，是我妈接的，她在那边“喂”了一声，我哥刚要说话，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是毕拉。
他一把抢过听筒，把电话挂掉了。
毕拉告诉我哥，你之前欠的钱，是高利贷。
在殴打的过程中，当毕拉得知我哥是因为有艾滋病才被放出来时，才匆匆忙忙收了手。
艾滋病的药物是政府提供的，免费，但是我哥并没有按时服用，因为他觉得吃了没有效果。
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有这个病，也许是误诊。
后来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寻找地下的“艾滋医生”，也许有什么偏方可以治好。
唯一的变化就是钱包越来越扁，病痛从没有放过他。
从那时候起，疾病的事实开始变得具象化。他开始时不时地咳嗽和腹泻，偶尔还会低烧。
他决定等攒够了回家的车票钱就回家。
他说那是一个晚上，他站在家门口，叩门。是我妈开的门，她惊讶地大叫，接着马上要拥抱他，可是他却说，妈妈，别抱我，我有艾滋病。
艾滋病？
我妈这样问他。
艾滋病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来说，陌生又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个整日枕着书本睡觉的文盲，连吃饭的筷子勺子都是用文献折的，空有一身“书卷气”，缺难以下咽。
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哥感染艾滋的真相。
听完这些，天已经黑透，我坐在那好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与人的运气可真是天差地别。我就没见过比他还倒霉的人。
我猜，我哥和我一定对毒品有不一样的理解。
我家里杀了两头羊，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了村里最有威望的毕摩干迷信，而我只是觉得这钱打水漂了。要不是爸妈非要拉着我去，我才不会去。
吉克毕摩嘴里衔着用皮具缠绕住中间部分的野猪獠牙，手里拿着用牛角、鹰爪和响竹做成的法器，念治病经。
我们全都席地而坐，祭坛上插着青树枝，法铃混合着沙沙的树影在我哥的脸上映出光斑。
我多希望我也只是中了邪，等他把发黄的手抄经书合上的时候，所有过错就全都一笔勾销。
“还有多久结束？”
我妈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皱着眉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我只好再等，听他从柏林山啰嗦到百树谷，接种种亦传，断根根亦断，直到他拿出那本《勒俄特依》开始念，我是实在忍不了了。
大事不妙，我开始坐立不安，冒冷汗，起鸡皮疙瘩，再这样拖下去，我只会越来越难受。
我得赶快回家扎一针。
“集中注意力！”
我妈拽了拽我的衣服，“别跑神好吗？心越诚，越灵。赶快保佑你哥赶紧好。”
“我肚子疼，我想回去。”
“肚子疼正好静下心祈祷，一会你就不疼了。”
“听他念经能把病念好？我再多听一分钟我他妈都要成精神病了！要是念经有用，他——”我故意提高声音，用手指着毕摩，“他怎么没把自己念成百万富翁呢！”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傻逼，你们全都是傻逼。”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扭头就要走。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但我根本不在乎。
“你给我站住！”
我妈气得抓住我衣服不让我走，我一把甩开她。
“别来烦我！”
我快步走开了，留下其他人在那里尴尬。
回家扎了针之后，我悠哉悠哉地在村子里到处乱逛，结果正好碰到我爸妈黑着脸回来。
我妈气得责备我：“你刚才什么意思？难道你就不盼着你哥能快点好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艾滋治不好！人家成都的大医院都说治不好，我们这小破村子怎么可能治得好！”
我爸听完后冲上来使劲踹我一脚，“你他妈真是翅膀硬了！你还好意思提去成都！”
除了干迷信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治疗方式，那就是由政府、现代医学和新闻媒体为主要成分配制而成的心灵安慰剂。
中英计划是近两年出台的国际援助项目，投资约二十万人民币，覆盖利姆乡艾滋疫情最严重的三个村，大约4000口人，由乡干部和卫生人员为第一线执行者。
报道登记的艾滋感染者逢年过节可以收到五十元不等的慰问金，参加卫生院的抽血检验和追踪检测也可以获得五十元到二十元的奖励。
扶持项目主要分为五种，分别是养猪计划、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花椒种植计划、针具交换行动和抗病毒治疗，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
而我哥参与的正是养猪计划。
通过发猪仔来扶持感染者的生计，他可以等小猪们长大卖掉获利，或者留着育种。
由于前段时间配合检测工作，我哥还被干部投票选为了模范病人，他站在卫生院门口粉刷着“消除歧视，共享生命”的标语旁拍了一张照片，得到了一块奖牌、一张荣誉证书、五十元奖金，还有两袋大米。
那些蓝眼睛的英国人住在利姆乡卫生院附近，据说这里的前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由英国传教士经过黑彝许可开设的卫生诊所。
我觉得他们和那帮省城的领导根本就不是来帮忙的，分明就是来看笑话的。有些人就是需要用别人的痛苦彰显自己的幸福。
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和我持同样的态度。
所有的卫生工作基本都是耍嘴皮子，并没有他们承诺的那样好。他们总是将感染者视为麻烦人群，在自己的工作上互相踢皮球。
防疫站总是抱怨没钱，上面不给发，也不知道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
他们提供的所谓治疗，不过就是他妈的抗生素，或者干脆打打促进营养的吊针，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对于病人来说还不如一碗糖水来得甜。
也忘记是从谁口中先传出来的，那些人会在私底下抱怨我们落后又愚蠢，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我哥本来以为回家之后就可以看到希望，而实际上却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之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块再也愈合不了的伤口。
帮扶的整个过程，从提出到执行，就好像是上层人士的心灵自慰。
英国人拍了好多好多张照片，我总觉得，比起头人办公室里记录感染者的花名册，他们更关心苏尼手中羊皮鼓的制作工艺。
但我也并非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中英计划提倡“同伴教育”，又称为“爱心负责人”，就是让和病人年龄相差不大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参与各种活动，监督病人配合检查和治疗，及时汇报病人状况，同时在精神上支持他。
我家里让我和我嫂子去参加了，这样同伴也可以得到一些补贴。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我跟我嫂子一起去上同伴教育课，上课的地方在乡卫生院一楼的会议室，讲课的内容大概就是以艾滋为主的各种疾病的防治，以及开导病人的一些话术，我全程都在跑神，但我嫂子倒是听得很认真。
村文书还编了一首歌，名叫《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每次下课之后都要领着大家一起唱。
大概连着去了四五天的时候，我们家又被分到了三只小猪仔，由我签字代领，这让很多人分外眼红。
他们认为我们家在村子里条件还算可以，比我们穷的人大有人在，凭什么他们能领到免费小猪？
“尔古得了艾滋病。”嫂子解释道。
“你跟我说说呗，”有个叫章加的小子给我发了一支烟，“艾滋病要怎么得？”
我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喝一口我哥的血，你也能领到免费小猪，他居然还问我真的假的。
头人听到后气得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他警告我，以后不许拿艾滋病人开玩笑。
我把两只小猪仔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嫂子用麻布包住剩下那只，抱在怀里，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宝宝。
“哎呀！”
走在路上的时候，嫂子突然娇滴滴地叫了一声，那声音比她平时的声音更尖，更急促。
我闻声扭过头看她，“怎么了？”
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噗嗤一声被逗笑了。
她怀里的小猪居然死命地吸着她左边的奶头不松口，好像是想吃奶，把她当成猪妈妈了。
硕大的奶子隔着衣服被小猪仔湿漉漉的鼻子和嘴巴弄湿了一大片，她又尴尬又有些生气，脸颊红到耳根，克制地哼哼着。
“我来帮你。”
我把布袋放在地上，凑近她，刚把手放在她胸上，她就赶紧躲开了。
“不……不用！”
“小心她把你奶头咬掉啦！”我故意吓唬她。
“那……那……”
“所以说我帮你啊。”
她穿着一件破旧又起球的宽松帽衫，在我的手摸到她胸部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那乳球的分量，又软又沉，没有胸罩的阻碍，因为她没穿。
若是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我感觉我嫂子穿衣打扮真他妈的土。
“疼吗？”
“疼……疼！”
“疼还不赶快配合我，怎么吸这么紧？”
我一只手捏着她的奶子，另一只手使劲撬开小猪的嘴，她也顾不上反抗了，急得满头汗，娇嗔着扶着胸口。
我用力一扯，只听“啵”地一声，小猪松口了，丰满的乳球连带着奶头露了一大半在空气中，粉色的乳尖上包裹了一层晶莹的液体，还随着惯性在轻轻晃动。
说实话，连我都想把脸埋在她胸前嘬一口。
她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湿漉漉的乳头还露在外边，赶快潦草地整理好衣服，可是肿胀的乳尖依旧调皮地顶着单薄的布料，遮盖乳头的位置也湿了一大片。
激凸让她感到难堪，却又一时半会褪不下去。
也许是察觉到我还在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她便把我手里的小猪抢过去，快步走到我前面。
“你不怕它一会再咬你啊？”
“好了，赶快回去吧……”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喂，依扎嫫。”我喊她的名字，“尔古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你知道吗？他回来之后，没操你吧？”
她的脸红了，垂下眼帘，过了半天才小声道：“问这个干什么？”
“你就说他操没操吧！”
“没有。”
“那你会寂寞吗？”
“不会。”
我话音刚落，她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好像是早就猜到了我会问她这个。
其实那段时间回到家之后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换了个环境，好像之前在成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现在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扎针问题。
是吉则帮我和昭觉的发货人牵了线，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每周去县城找那人拿一周的货，自己在乡里偷偷卖一部分，等到下周再把欠的钱还给他。
在这里贩毒赚得虽说没有在成都多，但好在能满足我的需求。
阿谭常常打电话过来。
“我想你了。”
“嗯，我也想你。”
“你在干嘛呢？”
我自嘲，“还能干嘛呢？我当然是在工作了。”
阿谭无奈地叹了口气，“唉，我刚才也在工作。”
“嗯，那你加油哦。”我敷衍道。
她自顾自地继续说：“不过有个好消息……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很大方的客人，我又可以清闲一阵子了……”
“你这么有钱，借你男朋友点呗。”
一个找我拿货的小子当着我的面把那一小包海洛因拆开，正冲我抱怨。
“怎么比上次少？你坑我？你确定这是四分之一？”
“你好好看看再说好吗？别人那是锡纸包得大，给你压平了显得多而已！都自己人，我没必要坑你！你要是不信我，以后别找我买了！”
阿谭插话，“俄切，你跟谁说话呢？”
“等会聊，我发货呢。”
“哎呀，别挂别挂，我想听你说话。”她跟我撒娇。
那小子听到我们刚才的谈话，故意挖苦我道：“原来你女朋友是做鸡的啊？那你在这牛逼什么呢？”
他走了之后，阿谭问我：“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吵架了吗？”
“嗯，他嫌我偷工减料呗。”
“你真骗他啦？”
“对啊，”我不禁觉得好笑，“东西不够了，我从我家外墙上刮了点墙灰掺进去……但你放心，他过两天还得找我买，这种人我见多了。”
“你也太坏了，以后还是别坑别人了。”
“你又开始教育我了。”
我边往家走边跟她打电话，跟她说了说我家最近的情况，她也跟我讲了在成都的朋友们的事。她说，小宁要戒毒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听到身边人要戒毒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和失落，还混杂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
“去戒毒所，她是被抓了吗？”
“不是戒毒所，是戒毒医院。”
围绕着这个话题聊了几句，阿谭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准备好。
挂掉电话时，我扭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哥站在我身后。
“你刚才说你戒什么？”
“关你什么事？”
“我问你话呢，到底戒什么？”
“戒烟。”
“戒烟需要去戒毒所戒？”
“你小点声！”
“我就大声怎么了？”
“你到底想干嘛？”
“给我扎一针。”
“你有病吧？”
“对啊，我就是有病。卫生院开的药不管用，我身上疼。给我扎一针，我就不举报你。我知道你有。再说你就那么抠门吗？给我打一次都不行？我以前又不是没打过。”
“凭什么给你！”
他镇定地可怕，好像是猜到了我会这样反问他，也好像是铁了心要我分给他一针。
“你知道头人怎么处置在村里贩毒的人吗？”
我当然知道了。
轻则赶出家支，把你送到警察那里，重则当着全村人的面逼你喝耗子药。
那天，是我头一回把毒品给我的亲人。
“尔古都那样了，你还让他吸毒！”
几天之后，当嫂子知道我让我哥扎了一针后，她破天荒地大喊着找我理论。
“你冲我喊什么喊？什么叫我让他吸毒？你去问问他，那他妈是他自己非要舔着脸找我要的！你以为我想给他？再说了……你没感觉他最近好多了吗？”
“那是他配合治疗的结果，不是吸了你给他的毒的结果！”
“你可真他妈天真。卫生院给他开的药屁用没有，你怎么这么懂，你是陪他一起吃药了还是陪他一起吸毒了？”
她一时语塞，说不过我，只是愤怒地深呼吸气，留下一句，你真卑鄙！就走开了。
她对我的行为厌恶至极，但她却拿我一点办法就没有，因为她不敢，她不敢告密，吸毒在村里被发现了全家都要交罚款，那只会让贫穷人家雪上加霜，更何况我哥现在可是模范艾滋病人，一旦这些事情抖出去，丢人都是其次，一切补助都会被停掉。
最重要的是，她不仅讨厌我，她还怕我，她怕我恼羞成怒折磨她。
上次我分了一支新的注射器给我哥，用记号笔做标记，我的上边写上“俄切”，他的写上“尔古”，防止我染上他的病。
在我们一起扎完针后，他难得对我说了交心的话，虽然和我们前几年的不睦相比，那感觉真的很拧巴，但血管里涌动的潮水却总能把它扭转成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快死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
“等哪天我死了，依扎嫫就要跟你过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没人在乎生命的倒计时，死亡变成了漫不经心的玩笑。
我突然觉得我哥有点可怜。
如果我哥死了，我嫂子就会顺理成章地转房给我，除非她提出跟我离婚，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她母亲身体不好，一直有病，他们家根本就退不起彩礼钱，不仅如此，按照彝族习惯法，她离婚还要给我们家交一大笔赔款，她怎么可能交得起。
就算是让她去贩毒去卖淫她也根本赔不起，更何况她是一个平时连化妆品都不擦的老实女人。
自从我回家后，爸妈把我哥放心地交给了我和嫂子，他们被蒙在鼓里，甚至感觉我哥最近状态突然好了不少，以为是病情好转了，悬着的心也就跟着落地，他们白天跑去县城的集市上卖四季豆，晚上才回来，有时候太晚了，就干脆住在县城的亲戚家，这样第二天早上也可以早点出摊。
我和我哥也有了更自由的扎针空间。
嫂子平时在家会帮我和我哥放风，防止我爸妈突然回来，还有不打招呼就上门走访的领导和干部。
我还教会了她加热药粉和扎针，这样我不在家的时候，如果我哥身体不舒服自己扎不好，她就可以帮忙。
她一定也恨过自己的软弱，却总是被生活的现状压得喘不过气。也就是因为这个，她心里有苦却从不敢告诉任何人。
从那以后，我、哥哥还有嫂子，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一致对外，保守秘密。
在同伴教育中，我们算是“配合”最好的一例。
快把东西收起来！有人来了！这是那段时间我嫂子对我和我哥说过的最多的话。
尔古的身体很不好，我猜测是艾滋病的缘故。
他总是要么这里疼，要么那里疼，像个小老头一样，被磨平了所有的锐气。
一针下去之后，他倒是可以容光焕发。
甚至看起来恢复了一个健康人的精气神。
艾滋病好像在那个时候真的消失了。
对瘾君子来说，红色是一种很奇妙的颜色，在你幸福的时候，它看起来温柔又恬静，像是世界上质地最柔软的、会发光的红丝绸，可到了你难受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变得张牙舞爪，下一秒就要向你扑过来。
有次我嫂子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我和我哥都吵着要让她换掉。
有些毒品是需要环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魔力的。
比如K ，你需要喊上三两好友，去一个宽敞又有着闪光球的包厢，还要有和你心意的音乐，最好还有足够的冷气，和一张锋利的银行卡，当那股苦味从鼻腔慢慢流到嘴里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含一根棒棒糖。
而真正的狠货，是即使你只身一人躺在肮脏的泥潭里，也依然幸福快乐。
他不再介意偏见，不再介意病痛，不再介意贫穷。他什么都不介意了。
我和我哥过去几年关系一直不好，是海洛因让我们冰释前嫌。
那些英国人打死都想不到，模范病人的弟弟是毒贩，会长期给他供应毒品。烟熏火燎的贫陋土屋里有老实人察觉不出的白粉味道。
在家里藏毒的时候，我从旧物里翻出了一件带着微微霉味的黑色儿童短袖。
短袖被叠成一块小方块，和其他衣服塞在一起，被压缩地很薄很薄，我把它展开，那短袖的正面印着米老鼠图案。
“尔古，”我扭头喊我哥，把那件皱皱巴巴的儿童短袖展示给他看，“你还记得文举吗？”
“谁？”
“马海文举。”
马海文举，我们利姆乡的零号艾滋病人，我们曾经的都市英雄。
文举是我们每一个诺苏小伙子最崇拜的人，他专偷汉人的东西，并且从未失过手，他去过很多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很多风景，他还谈过一个汉族女朋友，虽然人家不到一个月就把他甩了。
每次家支会议结束后他都能出尽风头，他是男人中的男人，英雄中的英雄。
第一次见他时，那是1993年，我七岁。
他是我表哥的一个家门兄弟的朋友，我听说他从成都回来，还带了礼物要分给大家。
鸟鸣声在山麓间随风聚散，妇人们匍匐在微红的土地上点豆子，再远一点的地方，站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他人高高瘦瘦的，看起来精力充沛，穿着崭新的黑色皮夹克和破洞的牛仔裤，地上放了一个有半个人那么大的麻袋，他看到我站在我表哥旁边，从麻袋里翻出了一个东西递给我。
“这个给你吧，你应该能穿！”
这就是他送我的第一件礼物，一件米老鼠短袖，是他在成都的水上乐园偷来的。
那天我一直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听他讲他的都市见闻。
他说他花12块钱去了成都动物园，他说大象会发出火车汽笛的声音，粪便跟人的脑袋一样大，它吃苹果就像人吃樱桃那样，他说他站在特别高的木质平台上，喂长颈鹿吃胡萝卜。
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巴掌大的照片，他的脖子上盘了一条金色的大蟒蛇。
他还去了水族馆，厚重的玻璃里承载着人工海浪，那天有一场特殊的节目，文举说他挤在人群中，探头看着成千上万的鱼儿在碧波里旋舞，它们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又散开，几个来回之后，鱼群中出现了一个婀娜的倩影。
那是一个长着半圆形鳞片长尾巴的美丽女人，乌黑的长发在水波中飘荡，头上和身体上缠绕着冷色的贝壳串珠，除此之外，上半身只有两片薄纱覆盖住胸脯。
水中的女人微笑，随着她纤细的双臂摇曳，雪白的皮肤透出珠光，而据文举所说，他只是在那里呆呆地站着，氧气被抛去了九霄云外，好像自己也溺在了海底，却没有进化出供他呼吸的腮。
就这样，文举爱上了一条美人鱼。
英雄与我的幻想总是有潮水相伴，他也谈论起他的爱情，却没有七彩的贝壳和咸涩的海浪。
他们在台球厅认识，她没有尾巴，那女人和我们一样，用双腿行走。
文举偷了她的东西，再假装拾金不昧还给她。
我难以消化男女之间的情爱，对于年仅七岁的我来说，他讲的故事我听得云里雾里。也许这是我表哥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说，我不知道“压枪”是什么意思，文举说夏天在水上乐园看到穿着泳装的美女会让他弯着腰走路，他为什么要弯腰？
我表哥听懂了，他一直在笑。我问他，他不告诉我。
我也想插上几句话，有关情侣，亲吻是我唯一知道的东西。
我就问他，你们亲过吗？
亲啊，怎么不亲。我又问，耍朋友就是为了亲嘴吗？还有别的吗？
每到这个时候，文举总是神秘的笑，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成熟男人才会露出的笑容，他会说：“小孩子少问，少儿不宜。”
我不怪罪文举对我隐瞒，毕竟他是一个神秘的男人，是我的偶像，我最想成为的人！一个能上天入地的英雄总是会对凡人有所保留！
他在送给我们东西之前，会像展示战利品一样声情并茂地介绍那些宝贝背后的故事，这个是在哪里偷的，那个是在哪里抢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个人讲故事的能力很强，那每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东西都能被他说出花来，个个都不一样。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物件，这是一种个人崇拜，当我们得到他的礼物时，就好像获得了他的一部分人生，那是成都的一片拼图，我得到的越多，我离成都就越近。
我们以后都想像文举一样，坐着会呜呜叫的火车，到大城市去，到神秘又震撼的天地里去！
当时的交通比现在更不方便，光是出利姆就要穿过一片峡谷，花一整天。他总是扛着那个装满礼物的麻袋，从不觉得累。
我也总是跟人打听，文举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那天，我总是像过节一样开心。
他就是我的圣诞老人。
我们这帮小屁孩总是动不动就聚在他家门口，闹哄哄地大喊大叫，等待着他从自己鼓鼓囊囊的行囊里给大家分发快乐，起初她母亲总是很不情愿，催着我们赶快回家去，不许穿汉族人的奇装异服！
但文举并不为所动，他只是骄傲地拿出了一顶崭新的红色女士帽子，上面还挂着卡片价签。
“妈，戴上看看。”
盗窃来的孝心遮盖村庄正午灼热的阳光，他母亲弯腰照着墙壁上碎了两个角的镜子，左看看，右看看，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头，发现我们都在看着她。
“这……好看吗？”
“好看好看，阿姨真好看！”我们全都做着鬼脸起哄。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村里的大路上等他，可却等了很久很久都没等到他，他说他下午就能回来的。
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一前一后抗着一个米白色的棉被，那棉被看起来鼓鼓囊囊，好像里面包着什么东西。
那时的我还理解不了太过于极端的情绪，但我知道他母亲声嘶力竭的哀嚎一定不是快乐。
围着那两个小伙子的人越来越多，我表哥也在其中，我也想过去瞧瞧，他却赶紧拦住了我。
“俄切！不能看！小孩子不能看！”
表哥用手捂住我的双眼，我的睫毛摩擦他的指缝，我看到几条白色的光线，那场景却一点都不明朗。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文举，他已经不再呼吸，他再也不能给我们讲他在成都的冒险故事了，我们昔日的伟大英雄，竟变成了一具浮肿的尸体。
他的尸体是其他凉山兄弟帮他从成都背回来的。
这一次，我没有收到礼物。
文举死了，大家的都市英雄死了，我的圣诞老人也死了。
他死了，死在了那个展现他英雄气概的天地里，却没人歌颂他了，再也没人谈论他的光辉事迹，头人们都说他得了艾滋病，因为使用不洁的针头注射海洛因。
从此以后他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面教材，人人在背后唾弃他，也许是因为他不再带给利姆来自于大都市的青春憧憬，而是引来了无休止的艾滋疫情与毒品问题。
只剩下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逢人就说：“我儿子是无辜的，是汉人害死了我的儿子，大家都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艾滋病！”
我猜文举送她的那些东西她肯定会一直留着，一定像我留着这件米老鼠短袖一样一直留着，并且一定比我更珍惜它们，她不在乎这是他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她只知道这是她儿子送给她的。
马海文举，很少有人再唤起他的名字了，大家总是称他为——零号病人。
如果你问我死亡是什么，我会说死亡是一种成长的代价，一种在高楼大厦间披荆斩棘的牺牲。
文举的离去就像是一个地狱中的号角，恐怖的瘟疫雨后春笋般地在我的故乡蔓延开来，年轻的彝族小伙子们却依旧着了魔般地往大城市跑，没有人在乎自己就是这场世纪末的悲歌中的一枚音符。
那个和他关系最好的朋友，由于跟他共享了注射器，两年之后去世了，和他一同归西的还有他的妻子。
艾滋病，可真是一种温和的恶魔。
“你确定这样能行？”
我和嫂子躲在门外，她一会紧张地看向四周，一会又探头看向办公室里的我哥。
中英项目的补贴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好。
我怂恿我哥去找他们要钱，反正他们只是说了会按照拨款发补贴，逢年过节给慰问金，但也没不承认平时不会在生活上提供帮助啊。
我自信地告诉嫂子：“要是不成功的话，还有下策。”
“什么下策？”
“就是从此以后跟他们撕破脸。”
“你疯了？撕破脸以后就什么补助都没了。”
“哎呀，我说撕破脸，不是真的撕破脸。”我神神秘秘地回答，“是先扇他一巴掌再给他糖吃，先来硬的再来软的，说了你也不懂，一会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
哥哥已经按照我们提前商量好的说完了，情况不太理想，那几个人只是摇着头应付，说什么这不合规矩，上边的拨款，多久给一次、给多少、给钱还是发物品，都是要签字审批的，不存在私底下给这一说。
就这样拉扯了几个来回，还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嫂子戳了戳我，“要不我们还是回去……”
“那老子还真他妈就不治了！”
尔古突然绷着脸大喊了一句，那几个干部，英国人还有翻译一下子全都愣住了。
与他的怒火随之到来的还有同样虚伪的自艾，哥哥换了一种平静的语气，愁眉苦脸地一声三叹：
“反正都已经治不好了，还治它有什么用呢？
我早就不想活了，要不是配合治疗能领到补贴给家人，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模范病人……
我仔细想了想，你们做的也对，这钱我不要了，哪有活人给死人花钱的道理呢？其实我也不想求你们的，不信你们就去我家里看看，真的什么都没了……哦，不对，我房间床头柜子上，还放了一瓶农药……”
他们几个一听到他说这话，吓得赶快冲上去拦住他，七嘴八舌地劝，怕模范病人真想不开自杀了。
机会来了！我轻轻推了推我嫂子，“好了好了，该你了，你快去！”
嫂子赶紧跑过去，尽力装出一副焦急的样子，“谁说输液没用了！肯定有用的……要相信医生！”
趁着场面乱，我也赶紧混进去，偷偷溜到他们办公桌附近，眼疾手快从皮包里拿了一块手表和一部手机，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跑过去跟我嫂子一起劝我哥。
我诚恳地抓着一位干部的胳膊，“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找他半天了，没想到他跑这来了，都是我们同伴工作没做好，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劝他！”
乡政府的大门口挂了一块刻着“爱心家园”的匾额，刚粉刷好没多久的白墙上有一串醒目又工整的标语，还带着刺鼻的油漆味道，那上面写着，伸出你的手，给艾滋病人一份关爱。
我借着室外的太阳光，掏出刚刚得手的宝贝欣赏。
“你看这手表，多新啊，好像还是个牌子货！”
嫂子吓得赶紧用手挡住，“俄切，先别拿出来！”
“这有什么啊，老子偷东西从没失过手，你胆太小啦！”
哥哥对着嫂子灿烂地笑，难得这么快乐，一点没有刚才病怏怏的样子，“我演技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嫂子表现得有些后怕。
我毫不在意地打断她，“我发现你怎么这么爱扫人兴呢？我今天拿了，他过两天又贪回来了，怕什么？”
“那是别人，你怎么知道他也这样？”
“他百分之百贪！当领导的哪有不贪的！他他妈的活该被偷啊！那天开完会大家聊天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吗？他们拿的拨款至少有一半都拿去请客了！中英计划二十万，餐饮招待费八万！你告诉我吃什么饭能一年吃八万？吃他妈大熊猫肉啊？这还是你打听到的，你打听不到的不知道他花哪去了呢！他们贪污非得让你亲眼看见，你才信啊？怎么了，你宁可相信外人，都不相信我？”
我哥当然是百分之百站在我这边，一个劲地点头，毕竟没有人比我们两个更需要这笔钱，他激动地晃着我嫂子的肩膀，“哎呀，你别愁眉苦脸的了，有钱了，你不开心吗！”
“这都是你教他的？”
嫂子皱着眉头扯我的衣角，但眼里并没有多少责怪，反而流露出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接着她居然笑了，她跟着我和我哥一起笑了。
也许在那一刻我哥传达给她的形象是“正向”的、是“英勇”的、是“健康”的、是“充满男子气概”的。
有时候快乐也是一种传染病，哪怕它无耻，哪怕它邪恶，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让你快乐了。
只有生病的丈夫快乐了，她才会真正快乐。
朋友，有时候是因为志趣相投，也有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近，所以随着时间不得不成为了朋友，还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承担着同样的罪恶。
和其他吸毒者的关系一样，我们之间也经常争吵，我跟我哥要么天下第一好，要么就是血海深仇。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你给他五分，他只会怪你为什么没给他十分。
在大概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我很可能被他给耍了。
今天的拿货和发货很不顺利，危险程度不亚于上次在酒吧遇到小景。若不是我需要准备好两个人的量，我今天本可以在家里休息的。
昭觉的人临时有事，我们只好去布拖拿货，结果碰上了州上的大搜捕，幸好果各（吉则帮我找的临时上家）有辆车，他一路带着我东躲西藏，还抄了近路，才终于提心吊胆地把我送到了利姆乡的坝子口。
自己扎好了之后，我故意拖了好久不回去。
我越想越觉得不服，我他妈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他拿货，他倒好，就知道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指使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免费吸毒，试问这个世上除了他，哪个吸毒者还有这样的待遇？
他很自私，他在利用我。
我尤其不喜欢他那种表面上跟我套近乎实则是命令我的态度，搞得好像老子欠他一样，除了他弟弟之外，没有谁会免费供应毒品给他这样的艾滋病人。
我得跟他立个规矩，我要让他知道这东西是来之不易的，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嫂子现在除了站在我和我哥这边已经别无选择，并且她现在对我已经没什么防备，到时候她为了让我哥不至于那么难受，她肯定会有求于我。
我讨厌农村的下雨天。
每走一步鞋子都会陷进泥里，偏偏还有个喜欢往土路上泼牛屎的傻逼邻居，雨水打在到处是粪便的红土地上，被牲口们踩得变成稀烂的泥浆，走个路像是在扫雷。
从一处拐角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开过来一辆面包车，上面印着红丝带的喷漆图案，车子没减速，脏兮兮的泥点子溅了我一身。
“我操你们妈！没看到有人吗？”
我朝车子大喊，疾驰的红丝带却只是缓缓消失在远方的雾气中。
房间里有嘈杂的声响，好像能让人嗅到争吵的气息。在我把屋门打开的一瞬间，一个玻璃杯直接嗖地一下朝着我的脸飞过来。
“你他妈为什么才回来！”
是我哥扔的。
我还没来得及躲，玻璃杯正中我的鼻梁骨，接着又摔在门旁的墙壁上，碎成锋利的雪花。
我先是愣住，紧接着一股怒火噌地一下就上了头，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玻璃片，走到床边，透明的尖尖靠近我哥放大的瞳孔，他吓得一动不动。
我咬着牙警告他：“你他妈！找死是吧！”
其实刚才他自己也有点被吓到了，可能他只是难受想发发脾气，没想到居然真砸我脸上了。
但他也没给我道歉，既然他要往枪口上撞，把我当傻逼，那我绝不会惯着他，我倒要他好好看看，得罪了我会是什么下场。
今天他们两个必须得知道从此在这个家里要听谁的，并且只能听谁的。
哪怕他今天对我毕恭毕敬地说一句谢谢，接下来的事可能都不会发生。
“俄切……你别动他！”
嫂子战战兢兢地跑过来抓住我的手，哀求我：“他不是故意的！尔古他不是故意的！”
我气得使劲甩开她，结果她没站稳碰到了桌角，直接摔在地上，桌上的玻璃杯和瓷盘子也都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她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又从后边拽我，我扇了她一巴掌。
哥哥对我大吼：“你打她做什么？？”
“谁让她多管闲事，我打她怎么了！”
我扭头走到门口，把屋门踹开到最大，风雨一股脑灌进脆弱的瓦房，“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今天外面下了多大的雨！”
他们两个没想到我会突然发这么大火，呆在那一言不发地望着我，尔古拿人手短，态度也突然软了下来。
“今天昭觉的人不在，我们去布拖拿的，结果碰到州巡逻队的大搜捕了，我要是稍微晚一秒钟，你还能见到我吗？手铐都他妈要拷我手上了！你知道现在打一针要多少钱吗？你知道一克要多少钱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根本就没花过钱！那是谁在给你花钱，你他妈心里没数吗？？你什么态度？？我问你对我什么态度？？”
“俄切……”哥哥被我连珠炮式的质问怔住，本就没有血色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惊恐，“你到底想要什么？”
“尔古，从今天起，”我恶狠狠地瞪着他，“如果你还想从我这里继续扎针的话……”
“我要你拿你的老婆来换。”